穆海麦提艾力·艾尼外尔，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原文发表于《新疆艺术》2026年第3期
摘要：新疆资源丰富，非遗项目众多，其中深植着中华文化“生生”基因。这一基因体现为生命基因、生境基因、生活基因与生智基因，是承载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核心元素。以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和田的月饼和酸奶粽子、汉字符号等非遗典型为例，结合考古文献与活态传承，论证这些“生生”基因在新疆的悠久传播与持续生长。研究表明，十二生肖自汉晋时期传入，融入新疆并留存丰富文物证据；二十四节气在新疆各族群众中广泛传承与应用，成为共享的生境基因；和田的月饼和酸奶粽子体现了中原饮食传统与本地风物的创新融合，深化了各族群众的情感认同；汉字作为生智基因的核心载体，从汉代起扎根于此，至今仍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这些“生生”基因源于生产生活，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充分激活并利用这些基因，对扎实推进文化润疆、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疆非遗；中华文化“生生”基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种生肖俑（新疆博物馆藏）
新疆非遗资源丰富，据统计，截至2025年年底，各级非遗项目共有5500 余项。深植于各类非遗项目中的中华文化“生生”基因，是新疆各族群众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将其凝练为“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等核心概念，为从文化本源角度探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指明了方向。
中华文化“生生”基因是“中华文化精神、身份的标志性、典范性特征，是彰显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文化‘元素’”，映射着中华民族对生命、生存与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追求，具体体现为中华文化的生命基因、生境基因、生活基因与生智基因。本文以新疆非遗中的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和田的月饼和酸奶粽子、汉字符号等为研究对象，论析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生生”基因的历史积淀与活态传承。十二生肖体现了生命基因的时空感知与象征表达，二十四节气凝聚了生境基因的生态智慧与农耕经验，和田的月饼和酸奶粽子则展现了生活基因的日常融合与情感认同，汉字作为生智基因的核心载体，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认知模式与文化记忆。上述文化符号既是新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产物，也是中华文化在新疆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动见证。
深入挖掘新疆非遗中的“生生”基因，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新疆非遗中的中华文化生命基因 ：以十二生肖为例
“文化生命体是人类意识及其外显表达的产物，是人类群体意识交流传播的载体。”生命基因承载着文化的核心信息，决定着文化的特质与 发展方向，是维系中华文化生命体存在、生长与发展的关键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生命基因，不仅具有代际传承的稳定性，还能在不同地域环境中持续更新与生长。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化生命基因的典型代表。它将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结合，创造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 猴、酉鸡、戌狗、亥猪等富有象征意义的生肖形象，聚合了十二种动物的旺盛生命力，成为人们感知时空周期的重要载体。生肖文化取数字“十二”，与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归纳密不可分，如天气有暗、阴、雨、雪、冰、雾、露、霜、风、沙、雷、电“十二天象”，人体经络有“十二经脉”等。作为十二地支的形象化表达，生肖文化深受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共生、顺应自然的理解与追求。因此，十二生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动物符号，而是内涵深刻的中华文化生命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智慧。
我国生肖文化源远流长。考古实证表明，其起源可追溯至东周，初步形成于秦汉之际，完善于东汉时期。十二生肖既是对自然现象的象征性表达，也是人类生活实践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的产物。它作为生命意识与观念传达的具体表现形式，体现了文化基因的社会建构功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中华传统非遗春节将“蛇纹”“龙纹”等标志性视觉符号作为空间标识，把“蛇年”“马年”等作为年代标识，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
十二生肖在新疆拥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与丰富的考古证据，展现了中华文化生命基因在多元地域环境中的持续传承与生长。新疆博物馆收藏的五尊生肖俑，是研究新疆古代十二生肖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生肖文化在新疆传承的历史见证。据尼雅遗址出土的565号佉卢文文书记载，十二生肖纪年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中期传入西域。以动物纪年与干支纪年相融合的十二生肖，深受西域百姓喜爱，并向中亚等地广泛传播。和田出土的公元5至11世纪的于阗文书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表明当时于阗地 区不仅采用十二生肖纪年，亦将其应用于纪时。出土文书显示，于阗所使用的生肖纪年法与中通行的干支纪年法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此外，新疆吐鲁番安乐古城出土的《金光明经》残卷亦存有生肖纪年记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与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现的历日中，有5件出自吐鲁番古墓群，其年代分别为高昌延寿七年（630年）、唐显庆三年（658年）、仪凤四年（679年）、开元八年（720年）和明永乐五年（1407年）。南北朝以后，随着中原地区居民大量移居吐鲁番盆地，许多具有中原特色的文化元素一同传入，并融入当地文化生活。1995年，和田地区博物馆在策勒县达玛沟征集的宋朝十二生肖铜镜，内区以汉字顺时针环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外区饰以与内区文字相对应的生肖图案，这是生肖文化在新疆地区传 承的重要实物证据之一。2019 年，哈密出土的十二生肖动物铜镜浮雕纹饰清晰，形态逼真，反映出唐朝时期西域居民采用了与中原相同的历法纪年。
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表明，十二生肖在新疆的传播与延续，是中华文化生命基因生生不息的生动体现。佉卢文文书所载的纪年习俗、于阗文书呈现的纪时对应、吐鲁番历日中的明确纪年、十二生肖铜镜上的生肖图像与十二地支汉字，这些跨越千年的实物证据清晰地勾勒出十二生肖自中原传入、在新疆扎根并持续传承的历史轨迹。这一文化符号不仅为新疆各族群众提供了感知时间、体认生命的独特方式，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十二生肖在新疆的存在与使用，印证了中华文化生命基因在多元地域环境中的稳定传承与动态生长，寄托着各族群众对自然生命与社会生活的共同情感，展现了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独特文化魅力。
二、新疆非遗中的中华文化生境基因 ：以二十四节气为例
中华文化生境基因是中华农耕文明与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环境动态互构所形成的文化因子，其核心体现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旨在系统性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先民结合自然生境与历史语境对物候变化现象的独特观察与经验总结，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节日民俗息息相关，蕴含着中华先民对自然生境的科学认识，已成为中华文化生境基因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独创的文化遗产，准确反映了季节与物候的更迭变化。它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凝聚着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的集体智慧与经验。作为具有鲜明文化特征和符号意义的中华文化生境基因，“二十四节气”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集中体现了中华各民族顺应自然规律、追求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构成了各族民众安排农业生产、协调生活节律的根本参照。
节气又称节候、节令，指太阳历中表示季节变化的 24个特定节令，是十二个中气与十二个节气的合称，对应于太阳在黄道上的24个位置节点，反映大自然的物候变化规律，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其命名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逐步确立与完善，是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不断积累与总结的结晶，精准反映了自然界物候现象的周期性变化。“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对宇宙和自然界变化规律的科学认知，我们才能在生活中衍生出一系列在不同节气中的各种样态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
作为新疆传统时间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气”贯穿于社会文化实践的诸多领域，涉及农业生产、饮食养生、岁时仪式与民间文艺等方面。因其具体传入新疆的时间缺乏明确文献记载，现已难详考，但它早已深度融入新疆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疆，“二十四节气”在地域化实践中衍生出多样的表达形式，印证了“生境基因”在跨地域传播中所具备的调适能力与联结功能。
在新疆广泛流传着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知识体系与实践。例如，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一套与节气紧密关联的农事周期：雨水至春分期间，土壤解冻后播种春小麦。清明至谷雨期间播种玉米，以规避晚霜。谷雨至立夏期间种植棉花，利于棉种萌芽；白露至寒露期间则播种冬小麦，确保麦苗在冬季前稳健生长。这套农事周期虽因当地气候条件而略有调整，但其核心逻辑与节气物候的指示高度契合，彰显了“生境基因”所提供的、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生态时序模板。哈萨克族的“阿玛勒”也能与二十四节气相对应，虽然在称呼上存在部分差异，但大体上一脉相承。“‘阿玛勒’在哈萨克语中意为措施，被视为哈萨克族的二十四节气，用以指导生产和生活，是非常独特的节令体系。”新疆地区的蒙古族、回族、达斡尔族等也存在传承部分节气的文化现象，如塔吉克族的肖贡巴哈尔节、播种节和引水节对应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塔塔尔族的萨班节对应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这体现了不同生计模式下对自然节律的共通认知与适应性转化。
新疆各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一套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时间知识体系，并总结出大量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节气农谚。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及祈求农业丰收的愿望，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应时仪式，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节气习俗。这些实践不仅是传统农业历法的应用，更是融合了生态认知、民俗实践 与社会调节功能的综合性文化表达。“谷雨麦挑旗，立夏麦投齐”“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冬寒擦身边，春寒冻死人”等节气谚语，以及相关节日中的撒粉仪式、耕地仪式与犁铧仪式即是典型 例证，这些节庆及其仪式，是中华文化“生境基因”活态传承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二十四节气”已成为新疆各族群众共享的生境文化基因，大量与之相关的民歌和农事谚语广泛流传，并在地方性表达中更加生动、具体。
作为标示自然节律变化、确立“十二月建”的特定节令，二十四节气是超越时空、地域的共同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在新疆的传承与实践，并非简单的文化移入，而是中华文化“生境基因”在多样文化环境中扎根、调适并焕发新活力的动态过程。它超越了单一的历法功能，成为连接新疆各民族与中华文明核心时间观念、生态智慧及生活哲学的共享“生境基因”。这种深度的融入与广泛的地方化表达，不仅为新疆各族群众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实践指南，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强化了新疆各族群众的共同记忆与文化认同，持续推进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
三、新疆非遗中的中华文化生活基因：以和田月饼与酸奶粽子为例
中华文化生活基因以其丰富的活态文化因子活跃于各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持续影响着各族民众的日常行为、价值取向与社会关系，是融入各族民众生生之道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元素。新疆非遗中的中华文化生活基因不仅塑造了新疆各族群众的多彩生活，也推动了非遗自身的传承与发展。“非遗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丰富多彩，与其作为各民族生活实践的特性有关，中华文化基因理念体系的动态发展被赋予时代意义和生活价值。”和田的月饼和酸奶粽子作为新疆非遗中中华文化生活基因的典型代表，是新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作为和田地区的传统美食，和田月饼和酸奶粽子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饮食文化符号。它们的传承与发展正是中华文化生活基因在新疆落地生根的表现。月饼和酸奶粽子在当地的交融不仅促进了各族群众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也使其成为连接各族群众互通互鉴、印证共存共荣的美食文化媒介。
木制月饼模具（和田博物馆藏）
和田月饼以纯手工制作，添加核桃、玫瑰花 酱、巴旦木、葡萄干、腰果等辅料，营养丰富，口感香甜。和田月饼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物质结晶，其形成与演变过程，见证了各族人民在长期交流互动中逐步深化了解、彼此尊重包容、互相欣赏学习的历史轨迹，早已成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化共生现象。它超越了单纯的味觉体验，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与集体记忆，成为维系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藏于和田博物馆的“木制月饼模具”是饮食文化交流交融的实物例证，不仅展示了和田传承已久的月饼制作习俗，更反映了中原传统习俗传入新疆、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及增 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见证。
粽子作为端午节的传统美食，在和田亦有悠久的传承历史。和田各族群众偏爱酸甜口味，他们创造性地在煮好的粽子中加入手工制作的过滤酸奶、糖稀及各种果酱，这样既中和了粽子的甜腻，又有助于消化。因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需求，深受当地各族群众喜爱，并逐渐发展为和田具有代表性的特色饮食，深植于当地人的味觉体验与情感结构，转化为一种关乎文化记忆的象征符号。“和田粽子与中原地区粽子相关的习俗相比，内地的粽子大多是节日食品，主要在端午节食用”。而和田地区的酸奶粽子则扮演着更为常态化的角色，除在端午节期间食用外，酸奶粽子和月饼是和田当地常年享用的日常美食。作为一种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小吃，酸奶粽子在和田巴扎上极为常见，逐渐成为当地的文化标识，体现着新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生活基因的传承。
和田特色美食酸奶粽子
在新疆，中秋节是全民欢庆的节日。每逢中秋佳节，人们延续传统，赏月、品尝月饼、与家人团聚、孝敬父母，“它承载着各族民众的审美文化追求，流淌着中华民族独具的宁静致远的精神气质”。和田的酸奶粽子和月饼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生活基因的重要载体，被各族群众赋予丰富的文化意蕴。它们不仅通过美味深化了各族群众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认同，也为增强新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可以说，中秋时节新疆各族群众共享月饼、共赏明月的美学情趣，以及陪伴家人、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均是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生动写照。
四、新疆非遗中的中华文化生智基因 ：以汉字为例
中华文化生智基因是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累积形成的文化认知模式。它以语言、文字、图像等标识性符号为载体，描述文明的生成机制与成果，强调文化思维模式与实践路径的构建，从而持续激发各族民众的智慧。汉字是中华文化生智基因的集中体现。从表意的造字过程来看，“汉字的字理蕴含于本身的形体结构中，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汉字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内容，彰显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生存智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汉字自身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容，成为一部形象生动的文化百科全书。汉字作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通过它可以去探索和揭秘古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 。因此，作为生智基因的汉字，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汉字在记录和传播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汉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字的维系” 。也有学者指出：“汉字作为世界上少有的表意文字，它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从未间断。汉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它凝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新疆非遗项目及出土文物中，汉字的使用十分普遍。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并设立西域都护府，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使用汉字的情境持续深化。汉字作为西域最早被广泛使用的文字之一，其传承源远流长。新疆发现的早期汉字书写残纸“自守可以永年”为汉末人所书；而最早的手抄汉字记录，则源于1908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新疆鄯善县的考古发现。吐鲁番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儒家经典残卷，包括《论语》《孝经》《春秋》和《礼记》等；且末县苏伯斯坎遗址 亦发现了汉文董解元《西厢记》抄本残片。这些珍贵文物是汉字在新疆被推广使用的确凿史证。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彩色织锦护臂和“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现藏于新疆博物馆），更是汉字在新疆广泛传播的有力见证。
近年来，新疆非遗中的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意义已超越语言文字本身，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依托与建构政治话语体系的关键支撑，对增强新疆各族群众中华文化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发掘新疆非遗中的汉字资源，通过生动的非遗例证与独具新意的非遗汉字衍生品，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使中华文化基因根植于各族群众心灵深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借助新疆非遗的多样表现形式，将汉字刺绣、汉字书法、汉字剪纸、汉字农民画等精湛技艺与生智基因融为一体，不仅能更好地传承发展非遗技艺，也使新疆各族群众在学习与使用汉字的过程 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正如有学者指出，“集体记忆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是增进共同认知和联结文化情感的重要介质，能够促进共同体内部的联合与统一，凝聚民族文化价值认同。” 因此，保护并传承汉字，对新疆各族群众在新时代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汉字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以其持久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承载并维系了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传统，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根基。它不仅深刻地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结构与审美取向，更内化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认同与 精神基因。发掘好、利用好新疆非遗中的汉字符号资源，对于深入阐释新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新疆非遗中的中华文化“生生”基因源于生产生活，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意识之中，是各族群众凝练总结的集体智慧结晶。其中，生命基因、生境基因、生活基因与生智基因相互交织、有机融合，构成一个动态互构、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生生”基因生命体，以和谐之美映射出中华民族对生命与文明的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生生”基因是中华文明延续与发展的核心因子，其内部结构稳定、粘连性强，在与新疆非遗有机融合的过程中，能够以生命整体的形式持续生长，并延伸出稳固的价值链条，形成文化接受者的共有情感认同。可以说，中华文化“生生”基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长点。从新疆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化“生生”基因不仅是社会成员交往交流中的精神纽带，更是各族民众获得心灵寄托和情感归属的精神家园。因此，充分激活新疆非遗中中华文化“生生”基因的活力，以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的方式加以活化利用，使之成为滋养各族民众精神世界、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的宝贵财富，既是扎实推进文化润疆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路径。
来源 |《新疆艺术》2026年第3期
编辑 | 马雪炜
审核 | 张安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