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协同和带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原文化对西域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教育交流成为西域与中原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上，西域地区的学子前往中原求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边疆人才培养，推动新疆学生前往国内其他省（区）市学习先进知识，拓宽视野。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内地新疆高中班”等教育政策的推行，为新疆学生提供了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他们与国内其他省（区）市的师生在学习和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浙江省嘉兴市秀州中学的新疆高中班学生在老师陪同下，从嘉兴返回家乡。季春鹏/摄
以汉代为例，西域如龟兹、莎车等地首领及其子弟纷纷入朝学习中原文化，成为新疆地区最早的内地求学形式之一。他们学习中原典章制度，并将其带回本地。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王绛宾携夫人弟史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入朝，受到热情款待。他们在长安停留一年，离开时获汉宣帝所赠厚礼。之后，绛宾又曾多次入朝。这位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去世后，其子又多次入朝，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亲密关系。又如莎车王延，元帝时作为侍子在汉朝京师生活，他仰慕中原文化，欲在莎车参照中原的典章制度，他常教导儿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其子康继位后，“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汉代之后，历代中原王朝均承袭相似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与优化。到了唐代，随着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西域与中原在教育层面交流日益密切。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中发掘出的《唐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以及《唐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两份文书，可知高昌的教育体系与中原保持一致，许多少数民族子弟在边疆地区也能接受到与中原相一致的教育。与此同时，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因此派遣子弟赴中原求学。《唐会要》与《新唐书》均明确记载，高昌首领曾派遣其子弟至长安深造。元朝是继秦汉、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统一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促成了这一时期中原与新疆地区各民族双向、频繁迁移及文化的广泛交流。例如，元代有大批畏兀儿人等东迁中原，尊崇儒学，学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元代畏兀儿人定居中原以后，学习使用汉语，有的参加科举考试并被录用为各级官员，以高昌偰氏家族为例，其祖先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迁居中原后“高昌偰哲笃世南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时人荣之。”
到了民国时期，新疆学子赴内地求学的现象更为频繁。杨增新主政新疆时，便有计划地向内地派遣学生。金树仁主政新疆前期，沿袭了杨增新时期的举措。随后，国民政府派员主政时期，亦坚持推动西北边疆学生前往内地深造，增进边疆学生对内地的理解，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国家认同。学生在完成学业后，成为家乡的建设者，并积极投身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事业，扮演了连接边疆与内地桥梁的重要角色。
那一时期，新疆学子能够顺利赴内地求学，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还得益于地方和社会力量的积极配合。社会名流乌静彬选拔优秀学生赴兰州、北京等地学习，并多次向政府申请路费和津贴，以帮助学生完成学业。此外，20世纪30年代，新疆商人朱炳创办新绥长途汽车公司，并提取10%的利润作为西北教育基金，资助新疆学生到内地深造，并为贫困学生提供半价甚至免费的交通服务。即使在40年代，朱炳财务困难，他仍承诺资助50名新疆籍学生的全部费用，直至他们毕业。
这一时期，许多新疆学子通过课堂和生活中的接触，逐渐适应内地社会，并加深了对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的理解。例如，锡伯族学生广禄在从新疆伊犁前往北平（今北京）求学途中参观嘉峪关长城后，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各民族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关内外居住的民族无一不是‘中华民族’组成分子，实乃亲如兄弟手足的民族。”这一认知过程正是他及其他新疆学生在内地逐步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实施，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专门人才，形成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强大合力，“内地新疆高中班”的实施和成效就是充分的证明。
2000年，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中提出，“从2000年秋季开始招生，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广州、深圳、大连、青岛、宁波、苏州、无锡等12个城市开办内地新疆班。”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教育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推进民族地区和内地西藏新疆班毕业生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以及“强化内地民族班教育管理服务”。次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民族教育加快发展”“办好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从规划定位、教育教学到招生管理，各方面对继续实施民族班政策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基本方略。这充分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为新疆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疆学生来到国内其他省（区）市，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也切身享受到很多党的教育惠民政策，在学业和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受到了多方照顾，更加感念党和国家以及学校对他们的培养和付出。如曾在北京、上海求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喀什地区从事教学事业的布佐日古丽·艾麦尔，她说：“我曾经遇到那么多好老师，是他们影响了我，然后才有了如今的我。现在我也希望成为这样的老师，努力为家乡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为新疆培养输送的各类人才绝大多数回到了新疆，成为当地用得上、留得住、靠得住的人才。
与此同时，“内地新疆高中班”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着重要作用。各办班学校深入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教育，将其纳入课程体系，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贯穿于学生的成长过程，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历史上新疆学子求学的历程，实为各民族深度交融的见证，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向心力与聚合力持续增强的有力印证。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