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民国新疆历史研究综述
石文安 安海瑞
在疆内外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下，2023年度民国新疆历史研究成果丰硕，公开发表论文52篇，为行文方便，以下分政治、经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个专题加以梳理和总结。
本年度民国新疆政治史研究可粗略地划分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政治活动、央地关系、地方治理和涉外问题四个部分。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政治活动
牟雨璇考察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苏之间的跨国革命活动，认为中国共产党先后开辟东北、西北国际交通线，在各地设立八路军和新四军办事处，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人员流动与信息传递，进而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1]陈福麟、赵彩虹梳理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疆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认为多种形式的抗战宣传和募捐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2]
（二）央地关系
在央地关系层面，主要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政治统合，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博弈。
冯建勇梳理民国档案、报纸期刊等资料，从知识概念、政策、制度和实践等层面考察民国时期边疆治理“外交化”趋向。作者认为，基于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的不足，中央政府和社会舆论都将边疆治理与外交视作一体，即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国家主权，借以推进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合。而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方式也始终处于变动中，但多数时候兼具“内政”与“外交”的双重属性，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3]
闫自兵利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蒋中正日记》等资料分时段考察了蒋介石争取新疆归顺中央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蒋介石在访苏期间便对苏联觊觎新疆的图谋心存防范。执政后，蒋介石试图借助处理“新疆事变”统合新疆，但两次尝试均告失败。1942年，蒋介石借助国际局势以及苏联和新省政府关系的变化成功地争取新疆回归中央，并加强新疆的军政管辖，引入英美势力制衡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力。[4]刘博山、何永明、尚季芳则详细地分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两次统合新疆的历史过程。
刘博山、何永明利用台北所藏民国档案考察了新疆“四一二”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善后方案的形成、实施和策略转变的历史过程。作者指出，新疆“四一二”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和平善后”为原则，一面派黄慕松入新宣慰，一面作军事准备。“六二六”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另派罗文干巡视新疆，先是决定任命刘盛二人，后又实行“张马联合倒盛”计划，此后又以“三方牵制计划”来稳定新疆局势。最终，盛世才援引苏联红军击败张培元、马仲英，致使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掌控新疆的计划流产。[5]
尚季芳以《蒋介石日记》为基础考察了1942年宋美龄入新谈判的历史过程及其后续影响。作者指出，随着国民政府对河西走廊的全面控制，以及新疆盛世才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国民政府审时度势筹备统合新疆。1942年8月蒋介石一行飞抵兰州，在甘宁青三省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视察和部署，继而准备前往新疆与盛世才商谈新疆回归中央问题。鉴于盛世才首鼠两端以及苏联势力在新疆的强势存在，最终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入新圆满完成与盛世才的谈判。此后，国民政府利用国际国内形势，加紧在新疆部署军政力量，迫使苏联势力撤退，进而全面掌控新疆内政外交。这不仅保证了中国西北地区领土安全，而且为抗战胜利营造了稳固的大后方。[6]
许浩利用台北所藏民国档案以及相关人物的日记系统论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设立与运作。作者指出，盛世才向蒋介石表露“内向”之意后，国民党因势利导促使其效忠中央。盛世才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设立视为向蒋介石输诚的重要筹码，而蒋介石亦将党部恢复看作国民党在新疆恢复统治的象征。围绕新疆省党部委员人选问题，朱家骅与CC系不断明争暗斗，进而加深了蒋盛间的矛盾。新疆省党部的设立与运作，折射出蒋盛关系的演变，以及国民党“弱势独裁”统治下，边疆事务治理所呈现的多重面相。[7]
李洁利用民国时期国内外考察家撰写的新疆考察报告探讨这一时期新疆的政治社会图景。作者认为，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社会整体上延续了传统的军阀政治特色，但在社会进程中又有城镇和交通的变革，以及国外势力的渗透，这些使得民国时期的新疆政治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稳定和危机并存，传统与现代交错。[8]
（三）地方治理
在地方治理层面，主要探讨新疆省政府的行政体制调整、军事改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
陈芸、张皓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从旗制到县制的近代化历程。作者指出，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的总管旗制弊政愈发凸显，但囿于自身改制条件不成熟，以及哈密事变的爆发，致使新省政府变更旗制的计划搁浅。盛世才执政后，逐步催熟革除旗制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从旗制、设治局到县制的行政体制改革。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不仅加强了新疆省政府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9]
王荣煜利用档案文献与古旧地图复原了1914年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地区的设县历程及其县域的形成，并尝试以此个案揭示新疆地方政府在中俄交界地区增设新县，加强国防、外交、商务、内政等管理的政治考量。作者认为，近代中国边疆政区边界的形成除了遵循“山川形便”这一传统原则外，国界争议、经济分配及地方军阀自身利益取向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0]
陈子煜论述了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军事改革。作者认为，杨增新一面“扩充军队”，一面实行“弱兵策略”，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消弭内忧与外患，对稳定新疆社会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11]许金许、何永明考察了1915—1922年邓缵先在新疆的从政经历，包括在政治研究所学习，主政地方期间革除弊政、发展生产、修纂史志、查勘边情、开发边境、繁荣文化等重要贡献。[12]
（四）涉外问题
在涉外问题层面，主要探讨围绕新疆的中外交涉问题。
邵玮楠、陈蕊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耶鲁大学馆藏美国驻新疆末任领事包懋勋的未刊回忆录及相关函电等个人档案，考察冷战初期美国新闻处在新疆活动，并分析其动因和收效。作者认为，二战后南京国民政府基于联美制苏的外交设想，为美国新闻处在新疆的活动提供便利，美国新闻处迪化分处不仅在迪化通过图书报刊、电影、海报、英文培训班诸方式开展宣传工作，还利用访问全疆各地的机会进行亲美宣传，鼓吹美国的强大、进步，引起新疆民众对美国文化和政策的共鸣，造成当时我国西北边疆局势动荡，更为此后中国的边疆治理埋伏下了“暗礁”。[13]
居政骥、许建英利用德藏原始档案及相关史料，以1930年代中国新疆购买德国压路机为主线，探讨了1929—1935年中国新疆与德国贸易合作的背景、进展以及骤然终结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新疆与德国的贸易合作首先与金树仁上台后实施引德抑苏的外交政策有关，其次德国政府早有先期准备和调查，最后双方共同促成合作。但金树仁政府腐败无能，导致社会动荡，无力维持合作，加之盛世才上台后，奉行亲苏的外交政策。新疆与德国的贸易合作最终乍兴即败。[14]
张丽娟以俄文档案为基础论述抗战时期中苏两国在新疆地区的合作与冲突。作者指出，抗战时期苏联出于维护自身远东安全的战略考量秘密援助中国，中苏两国开通途径新疆的西北陆路和航空通道，在新省建立独山子炼油厂、迪化飞机装配厂等军事工业，并成立伊宁航校帮助中国培养航空军事人才，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以后，中苏两国在“假道运输”问题、援助项目的经营管理和资金投入方面出现纷争，这实际受当时国际形势，以及国民政府、苏联和新省政府三方关系变化的影响，除直接的利益冲突，主权问题是双方博弈的关键。[15]
许建英、刘敏以英国档案为基础考察1942年中、英、美三国开辟印新驿运通道的背景、过程及利益权衡。1942年，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中断，中印驼峰航线运力不足，外加中苏关系紧张，开辟印新驿运通道的计划应运而生。不过，中、英、美三国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国民政府以抗战利益为重，希望获取盟国的援助，同时借机加强对新疆政局的掌控。英国政府以政治利益为导向，试图对中国新疆施加政治影响，保持与苏联在中国新疆的博弈。美国政府则以战争局势为重，力推开辟空中航线，对印新驿运路线并不积极。印新驿运线路最终开通运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正面战场物资供应困局，但受制于自然条件、运输方式和运输成本，难以发挥太大作用。[16]
陈姝羽以俄文档案为基础考察1919-1921年沙俄军队窜入中国新疆的事件。苏联内战期间，以阿连阔夫和巴奇赤为首的沙俄军队主力遭红军打击后流窜到新疆，负隅顽抗，最终在中苏两国军队的联合军事行动下覆灭。[17]
总观民国新疆政治史研究，选题仍集中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政治统合、新疆省政府的地方治理和围绕新疆的外交问题四个领域，研究视角也是立足于央地关系、中外涉疆博弈和地方治理三个维度。与往年相较，无论选题还是研究视角都未有大的突破，并且多是对历史事件的过程性描述，少有理论性思考和结构性分析。2023年度民国新疆政治史最大的亮点在于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除资料汇编、报纸、期刊等传统史料，中国台湾地区所藏民国档案、民国要人日记，英国、德国、俄国、美国收藏外文档案等原始资料的广泛运用，拓展了诸多传统选题的研究内容，深化了学界对民国诸多历史史实的认知。
本年度民国新疆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新疆的水利、交通以及经济状况。
潘威、尹潇涵从新疆水利会报告书入手考察了民国初年新疆的水利管理，认为新疆水利在1915-1917年进行转型并取得了成就，改善了新疆地区的经济面貌，客观上起到了巩固边疆的作用，但受到混乱币制和地权的影响，近代化水利难以充分发挥其在边疆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18]
李佳佳从交通方式入手考察20世纪30年代初期西北社会的经济变迁。认为传统的交通方式影响中央政府对西北地方势力的政治统合，也制约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禁锢西北地区社会风气的改良，影响政府救济的有效开展，阻滞了西北地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19]
李洁、白洁从民国时人的新疆行记入手考察民国时期新疆金融的完整脉络，认为民国时期新疆金融的整体状况较清末有较大发展，但货币流通混杂，通货膨胀显著，外部势力渗透等因素也致使金融领域存在安全隐患，这背后凸显出这一历史时期新疆社会失序与权威构建并行交错的进程。[20]龙其鑫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对外依附型经济，指出这一经济形态形成于晚清，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提高新疆经济发展水平，强化新疆与内地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才能避免走上对外依附的历史覆辙。[21]
民国时期新疆经济史研究多从某一领域开展，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和发掘。与往年相比，经济史研究日趋冷淡。土地、赋税、农业、畜牧、工矿、商贸、货币、金融等诸多传统议题如能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仍有拓展深化的空间。
本年度民国新疆文化史研究大致可分为红色文化、科考游记以及宗教艺术三个专题。
（一）红色文化
民国时期新疆红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盛雪莲、尹伟先从《反帝战线》入手，对其创刊始末、刊载内容、作者群体进行研究，认为该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播，在抗战时期激发了新疆同胞的抗战热情，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22]庞海音利用多种文献对抗战时期新疆迪化文化书店的主营业务和经营状况进行分析，认为该书店为全疆文化教育提供教材和书籍、出版多部马列著作、宣传红色文化，配合了抗日救亡的宣传主题，对新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文化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3]刘丽超、苏琴认为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以文化艺术、媒体、学校宣传为主要形式，呈现出拓宽传播地域、丰富传播形式和增强与内地联系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为新疆各族人民带来生气，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4]
此外，亦有研究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的其他实践活动。刘豆豆、曹建萍考察了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哈密开展的教育实践，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哈密兴办小学、开展成人教育、妇女教育以及利用红色文艺活动进行爱国教育等方式，培养了革命人才，促进了新疆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25]翁传洁、程帅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疆学院红色文化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意义，认为新疆学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开了新疆马列主义教育的新局面，也开创了新疆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先河，值得当代高校借鉴。[26]
（二）科考游记
此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国游记中的新疆形象，“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特别是黄文弼在新疆的科考活动以及黄文弼与考查团其他成员关系的梳理，是本年度新疆科考研究的热点。
游记能够勾勒出当时的社会风貌，从不同年代游记中的文字变化更能窥见时人的家国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丰富的研究旨趣。高欢欢、邹淑琴聚焦于民国诗人宋兴周书写的新疆诗歌，认为宋兴周对新疆自然景象、城镇风貌、物产风俗的细致描写，再现了民国初期新疆自然、人文景观的整体风貌，表达了他赞美新疆兼有报国为民的慨叹之情。[27]杨波、卿乳洁认为，晚清民国时期国人行记中的喀什形象从以往“蛮横”“缠回”等带有偏见色彩的词汇转向“坚守”“独特”等具有褒扬意味的中性词汇，喀什形象不再作为“他者”被审视，而是作为多民族文化的代表，其形象转换也暗含了“夷夏观”向“国家观”的转换。[28]
1927-1935年，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开展科学考察，在中国科学探查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先生是考查团中的重要成员，生前曾四次来到新疆开展科考工作。2023年3月4-5日，“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以黄文弼的丝绸之路研究活动为中心，进行丝绸之路文明相关议题的研讨，内容涉及黄文弼生平事迹、学术理念、学术贡献以及丝绸之路考古、艺术与宗教等方面。[29]其中，韩香利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相关档案及考察团成员的日志、回忆录，结合调研、口述等资料，认为此次科考活动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气象观测资料，为分析新疆大范围的天气气候特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新疆乃至全国开展气象活动培养了人才，是近代新疆气象事业的开端。[30]
2023年度，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层出。吴华峰论述了黄文弼先生所著《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三份新疆考古报告的形成过程和再版原由，指出“三记”的再版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阅读与研究需求，同时也能够传承优秀历史文化，让其学术里程碑的价值与意义继续彰显和弘扬。[31]吴华峰、徐玉娟以黄文弼和斯文·赫定在西北考察期间的日记、回忆录以及来往信件为主要资料，剖析两人由前期的融洽相处走向破裂甚至敌视的过程。作者认为两人关系的变化缘于双方不同的处事立场，反映出在民族民主意识不断觉醒的历史背景下，一代中国学人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学术合作时的情感、态度与遭遇。[32]吴华峰、徐玉娟还通过梳理黄文弼致徐旭生的四则信札考察二人的交谊。[33]此外，郭艳荣记述了民国时期黄文弼先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两次科学考察活动路线和考古发掘成果。[34]
（三）宗教和艺术
艺术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于新疆歌舞团的内地访问，抗战漫画家的艺术创作，北庭地区的体育发展以及苏联电影在新疆传播，内容较为分散。
易海涛指出1947年新疆青年歌舞团在南京、上海、杭州、台湾等地演出，在内地掀起了解新疆的潮流，改变了不少人对新疆的认知，加深了歌舞团成员对祖国的认同，“边疆”角色呈现出立体化、多面化的特点。[35]代亚平考察了抗战时期漫画家鲁少飞在新疆的漫画创作，认为鲁少飞围绕“抗日救亡”“新新疆建设”等主题创作了大量漫画，充分发挥漫画宣传动员的作用，成为新疆抗战文艺宣传的先锋。[36]朱优康、何永明运用多种史料探讨了近代北庭地区体育运动发展状况，认为近代北庭地区的体育运动具有“国防体育”的特征，与内地发展呈现一致性，并且逐步走向大众化和正规化，不仅提高了民众的身体素质，扩展了大众活动空间，也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37]刘澍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苏联电影在中国新疆等地的传播路径，认为在国内放映苏联电影起到了鼓舞抗战建国，构建民族国家的作用。[38]
宗教方面，白海提探讨了瑞典隆德大学藏新疆基督教改宗者信札的基本概貌、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作者指出信札多为表达宗教情感、描述现实困境、记录社会情状等内容，认为民国新疆基督教改宗者改宗主要受益于传教士们的医疗和慈善活动，但传教活动背后是近代中国国力羸弱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庇护。该研究为我们从民众和信徒视角进一步审视瑞典传教团活动提供了借鉴，是对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基督教史的重要补充。除此，改宗者信札更从微观角度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婚姻和家庭情况、社会变化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研究的视角。[39]
综上，本年度关于民国时期新疆红色文化的研究较多，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依旧不多，多数停留在总结历史意义和经验启示方面，对于历史事实的挖掘还不够，史料的搜集和运用还不完全充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科考活动及相关人物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目前留存了大量的资料可供研究，希望能进一步深化研究。新疆自古以来便是多宗教并存地区，加强民国新疆宗教史研究既是为弥补当下宗教历史研究的不足，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双泛”思想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需要。在此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本年度民国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多聚焦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践路径四个层面。
（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王志通从哈萨克族的迁徙发展脉络入手，系统梳理了哈萨克族内迁的原因、路线、过程，认为他们在牧区被割占、掠夺后，基于认同选择内迁到祖国境内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和阿尔泰地区，完成了从清朝属民到清朝臣民再到中国国民的身份转换。其研究史料丰富，论证严密，客观系统分析了哈萨克族与其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发生的变化，认为他们在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过程中逐渐展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历史过程。[40]贾秀慧从族群发展和文化传播的视角入手，分析北庭地区汉族商人商业经营活动，认为北庭地区的汉族商帮群体通过节庆活动，以及自身的日常行为和经商活动传承了中华节日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等传统民俗文化，促进了北庭地区各民族间民俗文化的交流交融，推动了该地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格局的发展。[41]
（二）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
王欣、洪玺铭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新疆地方话语体系从“反帝”“抗日”发展到“中华民族”的过程，是逐步构建起地方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中华民族话语的过程。抗战时期新疆地区中华民族话语的运用与发展，深刻促进了新疆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有力地动员了新疆各族民众支援抗日战争。[42]该研究为我们厘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新疆地区中华民族话语的运用与发展轨迹提供了帮助，同时有助于全面认知近代中华民族话语产生、构建与演变的多重面相与复杂历程。
（三）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践路径
武明明利用民国档案和报刊资料，从国家认同的角度考察了新疆各民族在抗战时期的募捐活动，认为全面抗战时期新疆各民族爱国向心力的生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文化的影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向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迈进。[43]尚季芳、丁晓东以专题形式探讨了西北国际通道的产生与发展，认为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建设和维护运行都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新疆的成功检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44]李海群从抗战时期新疆群众性的筑路爱国运动入手，充分利用报刊、时评等资料勾勒出新疆爱国筑路运动的全貌。作者认为新疆各族民众都是筑路爱国的主力军，新疆全省公路会议充分调动了新疆各族民众的力量，财政改革缓解了筑路运动的经济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筑路宣传点燃了新疆民众的爱国热情。新疆公路建设依靠了强大的民众力量，凝聚起了澎湃的爱国热情。[45]
成珊娜以《新疆日报》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内容，并结合档案资料对新疆的冬学运动做深入探讨，认为开展冬学运动提高了新疆各族民众的文化素质，改变了新疆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新疆民众的爱国热情被激发，抗战救国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46]吕强、陶奕冰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对抗战时期新疆的进步报刊进行考察，认为该时期的进步报刊起到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普及知识、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在民族地区出版多语种刊物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守住了民族政策的宣传阵地。[47]
陈福麟、赵彩虹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革命实践进行梳理总结，认为这些革命实践与思政课育人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疆战略以及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相吻合，也可将这种革命实践的精神融入新疆高校“纲要”课，进一步立足实际落实思政育人的核心要求，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48]魏圆圆认为随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到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49]
通过梳理可见，有关民国时期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学者们从民族交融、文化交流、话语体系构建、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抗战动员、筑路运动、报刊宣传等多个层面挖掘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新疆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新疆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信念、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但部分研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简单套用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缺乏理论衔接，存在泛化概念、过度解读的问题。今后研究中应当充分挖掘具有典型性、具体的、能够体现民众自觉认同意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研析其精神内涵，才能生动形象、情真意切地演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引发各族群众情感的共鸣，进而起到凝心铸魂的作用。
总的来说，2023年度民国新疆历史研究获得蓬勃发展。在史料方面，诸多研究中民国原始档案，特别是国外馆藏档案被广泛使用，推进着民国新疆史向纵深发展。在选题方面，得益于各类基金项目和国内学术会议的支持，本年度的研究涌现出众多选题具有集聚性和时代性的优秀作品，如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黄文弼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专题。总的来说，本年度的民国新疆史研究包括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新疆的革命活动、中央政府经略新疆、新省地方治理、新疆与周边国家关系、经济开发、文化艺术、民族宗教等内容，基本涵盖了民国新疆历史的重大事件和命题。
当然，本年度的民国新疆史研究未能完全突破以往研究的学术瓶颈。从研究时段分析，本年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的选题较少。从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传统主要议题，无论是篇幅占比，还是文章质量均优于其他领域，今后应在研究较为薄弱的经济史和社会史投入较多的精力。从研究选题来看，部分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不充分，存在重复研究问题，学术史综述文章也仅有程秀金关于西方学界近七十年的新疆近现代史研究的回顾。[50]此外，本年度选题也少有服务大局的现实关切，民国时期的“双泛”思想、分裂组织和分裂活动等事关新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今后在持续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应向现实应用转化过渡。从研究视角观之，本年度研究的对象仍聚集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上层社会，少有中观或微观研究。从理论方法来看，今后研究中应继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化国家史观、中华民族史观对民国新疆史研究的统领，继续加强中央与地方、新疆与内地、新疆各民族以及新疆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史研究，揭示民国新疆历史的多重面相。
[1] 牟雨璇：《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中苏跨国流动的历史考察》，《新东方》2023年第2期，第21～26页。
[2] 陈福麟，赵彩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3年第1期，第20～26页。
[3] 冯建勇：《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第186～198页。
[4] 闫自兵：《蒋介石争取新疆归顺中央的历史考察》，《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91～99页。
[5] 刘博山，何永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四一二政变”善后问题的处理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94～104页。
[6] 尚季芳：《1942年宋美龄新疆之行考——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青海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第179～184页。
[7] 许浩：《抗战后期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的设立与运作（1942—1944）》，《民国档案》2023年第4期，第127～138页。
[8] 李洁：《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图景与特征探析》，《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40～47页。
[9] 陈芸，张皓：《从旗制到县制：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西域研究》2023年第1期，第34～43页。
[10] 王荣煜：《民国时期新疆霍尔果斯设县研究》，《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2期，第68～80页。
[11] 陈子煜：《“扩军”与“弱兵”：杨增新在新疆的整军措施之考察》，《文山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26～32页。
[12] 许金许，何永明：《略述邓缵先在新疆的活动（1915—1922）》，《新疆地方志》2023年第2期，第40～47页。
[13] 邵玮楠，陈蕊：《文化冷战视野下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新疆的宣传活动（1947—1949）》，《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86～94页。
[14] 居政骥，许建英：《1930年代中国新疆购买德国压路机始末——以德国档案为中心》,《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80～90页。
[15] 张丽娟：《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军事技术援华过程中的合作与冲突（1937—1945）——以新疆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州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85～91页。
[16] 许建英，刘敏：《从英国档案看1942年英美关于印新驿运路线的讨论》，《中州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77～84页。
[17] 陈姝羽：《1919—1921年沙俄白卫军残部对新疆的侵扰》，《西部学刊》2023年第20期，第22～25页。
[18] 潘威，尹潇涵：《民国初年新疆水利管理近代化研究——基于新疆水利会报告书的考察》，《兰州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89～96页。
[19] 李佳佳：《传统交通方式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西北社会经济变迁》，《陇东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第72～76页。
[20] 李洁，白洁：《民国时期新疆金融图景中的边疆建构——基于边疆考察的文本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79～85页。
[21] 龙其鑫：《晚清及民国时期新疆对外依附型经济的形成和影响》，《边疆经济与文化》2023年第12期，第92～95页。
[22] 盛雪莲，尹伟先：《抗战时期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会刊——<反帝战线>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 95～102页。
[23] 庞海音：《迪化文化书店：抗战时期新疆的红色出版中心》，《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第72～78页。
[24] 刘丽超，苏琴：《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疆传播的主要形式和基本特点》，《昌吉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33～38页。
[25] 刘豆豆，曹建萍，魏士林：《1938-1942年中共党员在新疆哈密的教育实践及历史贡献》，《唐山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36～41页。
[26] 翁传洁，程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疆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昌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第14～20页。
[27] 高欢欢，邹淑琴：《民国诗人宋兴周的新疆书写》，《新疆艺术》(汉文)2023年第5期，第55～61页。
[28] 杨波，卿乳洁：《晚清与民国时期国人行记中的喀什形象》，《喀什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85～91页。
[29] 马伟，黄莹，黎镜明：《“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第158～161页。
[30] 韩香：《风云历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现代新疆之气象事业》，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25～242页。
[31] 吴华峰：《新疆考古报告的里程碑——黄文弼“三记”再版前言》 ，《吐鲁番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7～12页。
[32] 吴华峰，徐玉娟：《黄文弼与斯文·赫定——“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外学者关系之一面》，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9月，第19～54页。
[33] 吴华峰，徐玉娟：《相知无远近——黄文弼致徐旭生信札四通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7辑，中国科技出版社，2023年，第365～385页。
[34] 郭艳荣：《黄文弼先生与吐鲁番》，《大众考古》2023年第3期，第41～44页。
[35] 易海涛：《边疆、艺术与政治：1947年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述论》，《民族艺术》2023年第2期，第146～155页。
[36] 代亚平：《抗战时期鲁少飞在新疆的漫画创作探析（1939-1942）》，《新疆艺术》(汉文) 2023年第2期，第13～19页。
[37] 朱优康，何永明：《近代北庭地区体育运动发展述论》，《昌吉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78～85页。
[38] 刘澍：《鼓舞抗战建国，构建民族国家：苏联沙皇题材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1938—1949）》，《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第84～94页。
[39] 白海提：《瑞典隆德大学藏民国新疆基督教改宗者信札初探》,《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第121～132页。
[40] 王志通：《哈萨克族内迁与近代新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8～124页。
[41] 贾秀慧：《近代北庭地区的汉族商帮与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传播述论》，《昌吉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70～77页。
[42] 王欣，洪玺铭：《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地区中华民族话语的运用与发展——以<新疆日报>的考察为中心》，《民族研究》2023年第5期，第21～29页。
[43] 武明明：《全面抗战时期新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以抗战募捐为中心的考察》，《新疆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00～107页。
[44] 尚季芳，丁晓东：《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熔铸——以抗战时期新疆民众筑路运动为中心》，《中州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6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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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成珊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研究：以全面抗战时期新疆冬学运动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3年第4期，第131～143页。
[47] 吕强，陶奕冰：《抗战时期新疆进步报刊的出版缘起——基本样态与现实启示》，《青年记者》2023年第6期，第122～124页。
[48] 陈福麟，赵彩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融入新疆高校“纲要”课的思考——以抗战时期党在新疆的革命实践为参照》，《昌吉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74～81页。
[49] 魏圆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昌吉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44～48页。
[50] 程秀金：《近七十年来西方学界之新疆近现代史研究评介》，刘迎胜主编：《中西元史》第1辑，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438～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