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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并且在创造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观。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反映中华民族对文明的总体看法和主要观点，它与中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得以创造的思想和理论条件，对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发挥着思想和理论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又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得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正是有中华文明不断演进的历史和现实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才能形成并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大体上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什么是文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中华民族文明观的基本内容。

与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是从原始社会的蒙昧、野蛮状态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但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在起源上略迟一些。不同之处还在于，“前三种文明都是在相对集中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不大，一旦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和战争的破坏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就难以延续和恢复”^[1]4。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是一种在较大范围内展开的文明形态，回旋余地很大，不易遭受外来文化、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加上规模巨大、整体性强，中华民族的强烈本根意识和汉语的强大凝聚力对中华文明发挥着强有力的联结作用，使得它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中断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的独特气象，具有非常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

中华民族对文明的含义和起源有独到的认知和理解。总体来看，我们是以“人文”来诠释“文明”的含义，以人文气象的产生作为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所谓“人文”,就是指“文明”,它是与“天文”“地理”等相比较而言的。《周易》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207其意指，阳刚与阴柔交织，形成天文；文明产生，不断发展，同时又受到限制，这是人文；观察天文，可以懂得天时(四季)变化的规律，观察人文，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得以形成的道理。也就是说，天文是世界的气象，是支配世界的道理，没有天文气象，就没有世界；人文是人类社会的气象，是支配人类社会的道理，没有人文气象，就没有人类社会。

人文气象具有人类本身可感知的表象。例如，原始社会的人类更多地表现出蒙昧、野蛮的动物性气象。他们不能将自身与非人类的存在者严格区分开来，不具有清晰的“人”的理念，在生活方式上与非人类的存在者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具体地说，他们赤身裸体，茹毛饮血，本能对其生命发挥着主导作用。直到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才因为人文气象得到根本性提高而看上去“更像人”。我们以《山海经》为例予以说明。该书主要叙述天文、地理、气象、动物、植物、矿藏、医药等内容，但也在多处论及人文气象问题。《海外东经》就包含很多这样的内容。它叙述“君子国”时指出：“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3]249君子国是位居奢比之尸(国名)北边的一个国家，那里的人穿衣戴帽，腰间佩剑，吃野兽，总是有两只温顺的老虎守候在身边，谦让而不好争斗。君子国的人穿着非常讲究，举止文雅，能够降服凶猛的老虎，为人谦让，不喜好争斗，这就是人文气象，就是文明。

人文气象是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没有人文气象，就没有文明。文明是人文气象的概括，也是人文气象的结晶。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一般来说，人文气象越多，文明越发达；文明越发达，人文气象也越多。

人文气象实质上就是文化。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后，文化便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人类自身特有的标签。所谓“文化”,就是人类通过人为手段创造的一切。凡是经过人类之手创造的一切，都可以归于文化的范畴。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文化，中华民族创造的哲学、音乐、舞蹈等是文化，中华民族创造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文化。中华民族展现的人文气象，就是中华文化展现的表象和气质。

人文气象的形成，需要诉诸各种各样的手段，其中最有效的手段是教育。教育包括学习和教化两个方面。通过学习，一个人可以变成文明人；通过教化，一个人可以成为文明的塑造者。正因为如此，孔子以劝学作为《论语》的开头。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4]7孔子将学习之乐与面见远方朋友之乐、不怨天尤人的君子之乐相提并论，既体现了儒家高度重视学习的一贯立场，又体现了儒家倡导学以成人的哲学思想。在儒家看来，学习是人成为人的必由之路；不学习，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明人。

深受儒家哲学思想影响的中华民族具有重视学习和热爱学习的优良传统。荀子认为：“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5]2每个人都应该不停地学习，通过学习使自身变得更加优秀，通过学习使整个人类变得更加优秀。荀子还指出：“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5]2木材经过墨线量过和木匠打磨才能变直，刀剑经过磨砺才能变得锋利；君子广泛学习，每天多多反省自己，就会变得睿智，行为也不会犯错。最重要的是，学习可以使人变得开放、包容和谦卑。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5]3不经过学习和教化，人难以成为真正的人，更不用说成为人才。所有人才都是通过学习和教化塑造而成的，经过学习和教化的人才会懂得如何为人处世。

人文气象需要培养才能形成，文明需要塑造才能建构。这在中华民族对待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体态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教育中，中华民族重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知识的传授，但更重视历史学、哲学、文学、音乐学、舞蹈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知识的传授。我们特别重视历史教育、哲学思想教育、文学素养教育、音乐素质教育，因为它们能够在提升人的人文气象和文明素养方面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文明总是会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语言是文明的直接现实。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文明与语言之间的互动总是同频共振的状态，文明的脉动牵动着语言的脉动，语言的脉动也总是牵动着文明的脉动。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研究语言与文明的关系问题，并将其作为文明观的重要内容。《文心雕龙》指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6]3语言反映人的精神品质和内在修养。一个人内心善良，其语言一般会温文尔雅；一个人内心邪恶，其语言一般会尖酸刻薄。语言是一面镜子，映照人的心灵，反映人的修养。

文明体现人的内在涵养，而人的内在涵养又会通过人的语言直接表现出来。这就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道理。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中，“心”既是思想的寓所，也是七情六欲的寓所，更是思想与七情六欲博弈、斗争的寓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言由心生”是指人所说的话或所发的言都源于人本身的“心”,是对人心中的东西进行表达的结果。心里有什么，言就表达什么，言与心中的东西是一致的。

中国人把“言”归源于“心”,认为“言由心生”,但这绝不意味着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人说话常常涉及正当性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说话，这不完全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会受到一定道德规范的制约。道德规约的实质是社会对人说话的行为进行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价值选择，并且作出道德价值认同或不认同的裁决。只有那些能够得到社会的道德价值认同的说话方式才具有正当性。如果一个人的说话行为不能得到社会道德价值认同，他说的话就不具有正当性。

一个人说话不仅涉及个人的道德权利问题，而且涉及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从个人角度来看，言论自由是一种不容剥夺的道德权利，但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看，言论自由这种道德权利是有限度的。这不难理解。一个人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通常不会被视为言论自由，而是会受到社会公德的谴责。因为社会公德反对人们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要求把在公共场所轻言细语视为公民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

墨子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7]295其意指，人发表的言论都必须体现文学之道，确立言谈准则是第一要务；如果没有衡量言谈的准则，这就好比在转动的陶轮上安放测定时间早晚的仪器一样，即使是技艺精湛的工匠，也无法掌握正确的时间。墨子认为言谈应该遵循“本之者”“原之者”和“用之者”[7]295三个准则，意指人的言谈应该有本源，不是无中生有；有依据，不是无凭无据；有应用，不是一无用处。墨子要求为人的言谈设立准则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中华民族把语言文明视为文明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用适当的方式说话。所谓“适当的方式”,就是文明的方式。一个人说话文明，这不仅说明他具有很好的内在修养，而且说明他懂得不以言伤人的道理。如果一个民族说话都很文明，这说明该民族的整体文明水平比较高。一个民族的语言文明，既通过其成员的日常国际交往语言得到体现，也通过其外交人员的外交语言得到体现。一个国家的外交人员在外交场合很文明地说话或很粗野地说话，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们所依托的民族或国家的文明状况。

循礼是中华民族文明观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历来崇礼、好礼、讲礼、有礼，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循礼传统。我们所说的“礼”,不是指礼物，而是指礼貌、礼仪、礼节等，它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交流应该遵循的规矩。《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8]4其意指礼要求自己谦卑而尊重别人；即使是小商小贩，他们中必有值得尊重的人，更何况是富贵的人呢!富贵的人知道崇礼、好礼、讲礼、有礼，就不会骄奢淫逸；贫穷的人知道崇礼、好礼、讲礼、有礼，就不会因为贫穷而在心里感到卑怯。

“礼”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信奉的哲学思想。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加以认知和理解。《礼记》认为：“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8]4礼是相互的，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礼，另一个人也会以礼相待；反之亦然。每个人都应该崇礼、好礼、讲礼、有礼，因为它们能够让人处于和谐人际关系之中而获得平安。如果一个人不崇礼、不讲礼，甚至无礼，他必定会因为人际关系不和谐而身陷危险。显然，中华民族所推崇的“礼”,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普遍行为准则。

很多中国哲学家论述过崇礼、好礼、讲礼、有礼的重要性。荀子特别强调“礼”。他说：“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5]177其意指绳墨是最直的，秤是最公平的，规矩是方圆的最高标准，礼是人道的最高准则；一个人不遵守礼、不重视礼，他就是不走正道的人；一个人遵守礼、重视礼，他就是走正道的人；一个人能够在崇礼、讲礼、有礼的过程中进行思考，这就叫深思熟虑；一个人能够坚持崇礼、讲礼、有礼，这就叫坚定；能够深思熟虑，能够坚定，加上能够好礼，这就是圣人了。荀子特别推崇礼，其哲学思想是一个隆礼的思想体系。他甚至将崇礼、讲礼、有礼等视为人的根本、事的根本和治国理政的根本。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5]21荀子不仅要求人们崇礼、好礼、讲礼、有礼，而且要求人们坚持不懈地崇礼、好礼、讲礼、有礼。

荀子尤其重视处理生死问题所涉及的礼。他认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始终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5]180其意指对于涉及生死之事的办理要十分慎重。出生是生命的开始，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生与死都能按照礼妥善处理，人道就周全了。因此，君子既尊重生命的开始，也尊重生命的终结，始终如一，态度一致，体现君子之道，合乎礼的本义。尊重人的出生，不尊重人的死亡，只尊重其有知觉的状态，不尊重其无知觉的状态，这是恶人的做法，违背了始终如一的原则。

荀子的人生哲学思想非常深刻，也非常正确。生死问题是人人关心的重大问题。一个社会如何认识和处理人的生死问题，反映了其文明程度的高低。一个文明社会既应该重视人的出生，也应该重视人的死亡。在中国社会，一个人的生和死都被当成大事。一个人出生、满月和过生日，都有隆重的庆祝礼；一个人死亡，也有隆重的葬礼。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一直是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文明是人创造的，也会通过人对待自身的态度体现出来。原始社会的人之所以没有被称为文明人，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具备强烈的文明意识和正确的文明观。他们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互相残杀，对人的生死缺乏应有的敬畏。奴隶社会之所以没有被视为“好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并没有将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奴隶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后者不能享受人之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死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具有崇礼、好礼、讲礼、有礼的悠久传统。中国民间将“礼”称为“规矩”。要求人们崇礼、好礼、讲礼、有礼是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道德要求。只要关于礼的道德要求被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礼的存在就具有道德合理性基础，它对人就具有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作用。古代中国人崇礼、好礼、讲礼、有礼，当代中国人也崇礼、好礼、讲礼、有礼，这是中华民族崇德、尊德、守德的重要表现。孔子曾经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138这种伦理思想固然有过分隆礼的倾向，但它要求将人的言行举止都纳入礼的规范之下的观点是可取的。中国社会无论演进到何种水平，遵循应有的礼仪、礼节、礼法、礼貌是永恒的道德要求。

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华民族崇礼、好礼、讲礼、有礼的优良传统而存在。时移世易，礼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化，但遵循基本礼仪总是应该的。现代社会崇尚平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并不排斥礼貌、礼仪和礼节。子女尊重父母，对父母讲礼貌、讲礼节，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应然的伦理要求。学生尊重老师，对老师讲礼貌、讲礼节，这在任何时代都应该予以提倡。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对陌生人讲礼貌、讲礼节，这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中华民族一直坚持传承传播崇礼、好礼、讲礼、有礼的优良传统，所以能够一直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仍然需要发扬崇礼、好礼、讲礼、有礼的优良传统。无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如何现代化，它们都不应该脱离礼的轨道。有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形态，无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是有缺陷的文明形态。《礼记》指出，“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8]273。礼义是做人的重大事项，应该高度重视。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应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崇礼、好礼、讲礼和有礼的传统。

文明因为有礼而兴盛，因为无礼而衰败。礼的存在，可以引导人们重视礼貌、礼仪、礼节，可以引导人们过上彬彬有礼的生活。礼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古代中国需要礼，现代中国也需要礼。无礼，在古代中国社会被视为严重社会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也被视为严重社会问题。

伦理是文明的灵魂。文明不能没有伦理的价值引领。没有伦理引领的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明。它既不能以德服人、以德化人，也不能行稳致远。中华文明是伦理型文明。它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网络文明、生态文明等诸多具体形态，但它的内核是伦理文明。中华伦理文明居于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轴心和价值支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强大支撑。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一直是伦理型社会，这为中华文明形成伦理内核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华民族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形成了崇尚道德和德治的优良传统。三皇五帝都是以德治理天下的典范。他们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注重树立道德形象，天下为公，心系百姓，关心民生，以身作则，不以权谋私，在华夏大地受到广泛认可，是典型的“内圣外王”型君王。为了统一华夏，他们对欺压百姓、实行暴政的部落首领进行讨伐，所到之处，他们都是采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以德化人的方略，既成就了自身治理天下的伟业，又为中华民族建构伦理型社会奠定了基础。

先秦诸子百家为中华民族建构伦理型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陷入诸侯争霸的战乱，但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诸子百家中，儒家、道家、墨家等以各自的方式倡导德治，只有法家强调法治。儒家以推崇道德和德治为要。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15以德为政，当政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位，老百姓则会像众星一样拱卫他。道家强调修德的重要性。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9]130老子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提升道德修养，修德于己、于家、于乡、于国家、于天下都是必要的。墨家也强调德治的重要性。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7]52其意指，古时候圣王治理国家，任用有德的人，崇尚贤能的人，即使是农夫或工匠，只要有才能就提拔他，授予他高爵位，赐予他高俸禄，任命他担当重任，给予他行政决断的权力。墨子还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7]52墨子认为，做官的人没有永恒的尊贵，百姓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低贱。有能力的就提拔他，没有能力的就罢免他，出于公心，去除私人恩怨，这才是用人之道。法家推崇法治，但不否定德治。韩非子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0]41这是典型的法治主义立场。韩非子还说：“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10]62这是指，道是广大而没有形状的，德是内含着理而普遍存在的。在韩非子思想中，理源自道，德内含着理，因此，德来源于道，是道的现实化，普遍存在于人身上，治理国家不能排斥德治。

伦理型社会的形成，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德、尊德、守德的集体意识，而且塑造了中华文明以伦理为主导的总体品格。钱穆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中国历史上、社会上，多方面各色各类的人物，都由这种道德精神而形成。换言之，中国文化乃以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心。”^[11]132中国历史以道德精神为中心的品格就是中华文明以伦理为主导的品格，也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品格。

由于具有以伦理为主导的品格，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变主要表现为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演进和变迁。中国人在谈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时候也大都采取这样一种视角和思路。

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指中国历史精神发展史，它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的两个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一、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该信仰人的天性总是向善的。二、人生不朽，只有在现实世界里不朽，没有超越了人世间的另一种不朽。”^[11]136钱穆对中国历史精神或中华民族集体道德精神所作的概括不一定能够得到普遍认同，但他将中国历史精神或中华文明主要归结为道德精神的做法是站得住脚的。

梁漱溟把中国社会概括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12]84-85在梁漱溟看来，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如果一个社会把重点放在个人上，它就是个人本位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把重点放在社会上，它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把重点放在家庭上，它就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中国社会，伦理的地位特别显赫，它贯穿于宗教、经济、政治等领域，对中国社会发挥着强有力的支配作用。

陈来对中华文明所作的概括显然也以伦理价值作为其核心价值。他认为：“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价值成为主导中华文明后来发展的核心价值。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华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举其大者有四：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13]序言3陈来对中华文明之核心价值所作的概括显然都是从“伦理”的角度展开的。

中华民族文明观强调：文明以伦理为荣，以无伦理为耻。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中，伦理是一种让个人、民族和国家光荣的力量。荀子说：“荣辱之来，必象其德。”^[5]6其意指，荣耀和耻辱的到来，一定与一个人的品格紧密相关。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伦理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客观性，但它一旦转化为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德，它就是特殊的、具体的、主观的，就能够给个人、民族和国家带来荣耀或耻辱。在中华民族的思想理念中，伦理价值理念总是居于最核心的位置。它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理念，也是中华文明永恒的坚强内核。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4]258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人们需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文明的内涵要义和本质特性。习近平将文明的内涵要义和本质特性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14]258阳光有多种颜色，世界是由多个民族和国家组成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历史上创造和发展了各自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其他文明形态承载着其他民族的集体记忆。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都具有其独特价值，都是人类文明大花园里的美丽风景。如果人类文明大花园只有一朵文明之花，那一定是单调的风景。“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14]259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既能够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也能够增进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14]259

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14]259世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各有千秋，也各有不同，但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都有价值，其价值都应该受到肯定，都应该受到尊重。没有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十全十美，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一无是处。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必须消除文明认知和文明态度上的傲慢和偏见。“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14]259

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14]259任何伟大的事物都建立在包容基础上。大海之所以能够成为大海，是因为它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明形态，说明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创造文明的智慧和能力。在文明问题上，封闭自守，唯我独尊，搞文明自我中心主义，鼓吹文明优越论，只会将自己推入死胡同；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崇拜异质文明，幻想以其他民族的文明取代本民族的文明。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这不仅会埋没本民族文明的价值，而且会将本民族推入一场场历史悲剧。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具有民族差异性，但不是相互否定、相互冲突的关系。包容，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人民正确认知文明的民族差异性，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有利于推进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和世界和平发展。

习近平对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的正确态度和原则的重要论述，既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我们正确理解文明的本质内涵和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深刻认知文明的内涵要义和本质特征，正确把握文明发展规律，旗帜鲜明地反对文明自我封闭、文明自负、文明自卑等现象以及文明自我中心主义、文明优越论、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文明观。树立中华文明自信，着力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大力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

主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是习近平文明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观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多年绵延不断，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断裂的文明形态，但中华民族并没有因此而犯文明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中华民族早在汉朝就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此后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互鉴从未中断。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14]260

中华民族崇尚文明交流互鉴，这首先是受中国哲学影响的结果。中华民族推崇哲学、热爱哲学、追求哲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哲学情结。冯友兰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5]1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归根结底是因其对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直坚持认为文明应该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并且坚持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这既说明中华文明具有伟大文明的恢弘气象，也说明中华民族具有一以贯之的文明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华文明的恢弘气象和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6]194

中华民族历来将中华文明视为一个开放、包容、友善的文明体系。它从来不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通过不断开放寻求自我发展。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突出。中华民族推崇的“道”包括天之道、人之道、圣人之道等都是包容的，依据道所建构的中华文明也是包容的。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势，是因为它具有海纳百川的自信、智慧和能力。中华文明还具有友善的本性和特质。中华民族平等友善地对待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创造的文明，愿意友善地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进行平等、友好的文明交流和互鉴。

文明是国家和民族的根和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其创造的文明紧密相关。纵观人类发展史，有些国家、有些民族因为其文明兴盛而兴盛，有些国家、有些民族因为其文明衰败而衰败，有些国家、有些民族甚至因为其文明中断而灭亡。文明的脉动和发展状况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它在公元前九世纪前后进入奴隶制国家发展阶段，公元前五世纪达到鼎盛时期，以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为代表。古希腊曾经在科技、数学、医学、哲学、文学、戏剧、雕塑、绘画、建筑、音乐、教育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但它是一个失落、中断的文明。古希腊文明是在不断遭到外族入侵和战争破坏的情况下而失落和中断的。公元前146年，古希腊被罗马帝国吞灭，不久沦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部分，十五世纪中期被奥斯曼帝国统治。1821年，希腊人发动希腊独立战争，并于1832年建立希腊王国，但此时的希腊王国已经不是曾经非常辉煌的古希腊。1974年，经过全民公投，希腊转为共和制。今天的希腊更加不是古希腊，既不是欧洲强国，也没有很好地继承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是随着古希腊的解体而失落、中断的。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文明。它是世界上唯一从远古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形态。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始终坚定地维持着国家统一、民族统一和文明统一；历经了各种磨难，在近代甚至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险境地，但始终保持着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优良品质。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17]216

文明兴，则国运兴。中国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这与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突出创新性、突出统一性、突出包容性和突出和平性直接相关。中华民族是在中华文明的引领下塑造和建构了伟大的中国。

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是中国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文明连续不断，则国运绵延不绝；文明出现断裂，则国将不国。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突出的连续性，这不仅彰显了它作为伟大文明形态的强大生存能力，而且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前提。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意识，为中国行稳致远奠定了人心根基，是中国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说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只有从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和中国历史的突出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我们才能认知它从远古到现代不断演进的深层逻辑和历史进程，也才能正确研判它的未来走向和前途命运。

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是中国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一个国家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来自它的人民所创造的文明。中华民族在创造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出类拔萃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为中国发展壮大奠定了文明基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稳定性中蕴含着变化性，连续性中蕴含着创新性，始终保持着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品质，展现了中国人民不惧新挑战、不惧大困难、善于与时俱进、敢于迎难而上的无畏品格，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连续性而不僵化、重视守正而不守旧、注重尊古而不复古的历史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是中国在中华大地上维护大一统传统的价值引领。中国在历史上出现过分裂，在近代甚至出现过亡国灭种的危机，但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统一性，这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价值引领作用是分不开的。习近平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脉所系。”^[18]6中国的国家统一性建立在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之上。

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是中国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发展成为伟大国家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诞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具有大规模发展的广阔空间，这使得它自身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并且塑造了中华民族虚怀若谷、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品格，成就了中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弘气象。中华文明具有跨越地域广、融合民族文化资源多等显著特征，同时能够以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族群意识、宗教信仰等方式建构广泛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它既彰显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美德，也树立了中国开放、包容的道德形象。具有突出包容性的伟大中华文明成就了具有突出包容性的伟大中国。

中华文明的突出和平性是中国能够在中华大地上为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的根本原因。中华文明是一种友善型文明、和平型文明，和平、和睦、和谐是其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没有推崇武力、征伐和战争的基因，反对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否定的思维方式，反对将西方宣扬的丛林法则引入社会生活，坚持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坚持与人为善、睦邻友好，坚持尊重文化差异性，坚持友好对待各种外来文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平、捍卫和平的高尚品格，而且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建构者、国际正义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始终是民族中心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单边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军事霸权主义的反对者、批评者和斗争者，决定了中国始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维护者和践行者，决定了中国始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推动者和行动者。

中华文明的命运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国运。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一路奋力创造中华文明，既是为了展现自身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在中华大地上谋生存、谋发展的智慧和能力，也是为了用中国的发展造福人类、造福世界。中国依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不会给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发展带来威胁，只会助推其发展、促进其发展。中华文明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进取的品质，也具有谦虚低调、戒骄戒躁、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品质。依托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中国则具有中华文明的品质，自立而不自闭，自强而不自傲，自信而不自负。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必将造福人类、造福世界。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卓越智慧和强大能力的伟大民族。我们不仅创造了具有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华文明，而且形成了以文明化成天下、言立而文明、文明循礼而生、文明以伦理为荣、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伟大、文明决定国运等为主要内容的文明观。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反映了中华儿女对文明的集体性认知、理解和把握，是引领中华儿女建构、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

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它会随着中华儿女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不断拓展，但它内含的真理性认识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改变。文明化成天下、言立而文明、文明循礼而生、文明以伦理为荣、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伟大、文明决定国运等观点，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推进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真知灼见。当代中华儿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中汲取思想智慧。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也可以从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中借鉴思想资源。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既可以造福中华民族，也可以造福其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