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中国哲学界深入研究的对象，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种范式。作为一种哲学创新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是一种以开掘“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的理论探索，又是一种以“反思”为核心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同时还是一种立足于“中国问题”而非西方问题的哲学理论创新。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哲学创新范式的上述特征，有助于整体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一、以开掘“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以开掘“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最大的特点，也是其优势所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主题、内容、关注的焦点等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虽然强调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重视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借鉴与吸收，但更侧重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反思与开掘。此处的“本土”思想资源是从广义上理解的，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前就已存在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新生成的思想资源。
从学理上看，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之所以以开掘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所决定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能否顺利进行、能够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直接受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影响。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可能回避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反思，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众所周知，按照一般通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文化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应这两个层面的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条路径：实践路径与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是一个文化反思、重估与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反思、重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另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然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新解读与深度阐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估或重建，而事实上的研究也的确如此。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开掘，又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任务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仅要“返本”——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对这一历史进程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理论进行客观的描述与分析，而且还要“开新”——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这种“开新”当然离不开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支撑，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吸收，而且这种建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同时，这种建构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创造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能够为这种建构提供具有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指导。另外，这一“返本开新”过程，也是在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中探寻民族文化之根的过程，必然包含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过程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由于这一论题所涉及内容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在多角度、多层面、多维度中展开。除思想关系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外，还存在学派、人物观点的比较研究，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传统哲学流派、哲学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有学者对儒家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进行比较研究[1]，对马克思哲学与孔子哲学进行比较研究[2]。在这些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对立说”、“并存说”、“融合说”[3]，近几年更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融合、会通、对话问题，学者们围绕二者融合、会通、对话的可能性、必然性、意义、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例如，有学者指出，受历史条件制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化研究范式，忽略了对新儒学的吸收[4]。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有个别学者对新儒学仍持批判态度外，大部分学者主张将“现代新儒学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真正融合”[5]。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标志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发展道路与经验的深刻总结，因而是具有非常显著的本土化特征的理论成果。学术界围绕这些理论成果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相对要多一些，出现了一批重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如雍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庄福龄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为雄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许全兴的《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汪澍白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近些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掘呈现出从宏观走向微观的趋势，如李维武对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的深入解读[6]，李佑新等对毛泽东“实事求是”与湘学经世务实传统的关系的历史分析[7]，王南湜对毛泽东哲学中中国传统元素的“重估”[8]，等等。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除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外，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李达、艾思奇、张岱年、冯契等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也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如何萍等关于瞿秋白哲学思想的深入阐发，汪信砚等关于李达哲学思想的多维发掘，李景源、王伟光等关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的分析，李维武、许全兴等关于冯契“智慧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理论贡献的探讨。近几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提供宝贵经验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高清海、黄枬森、陶德麟、陈先达等，也开始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对象。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深入阐发，尤其是对其学术贡献进行深入研究，构成发掘“本土”思想资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反思。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去反思、研究这一“特殊形态”的产生、演变、意义与局限，对于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具有重大价值。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本土”思想资源本身的丰富性与开放性，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反思与开掘是多维度、多层面、多视角的“重释”、“重估”、“重建”。与这种多角度、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相对应，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既有总体性的研究，又有专题性的研究；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横向的比较研究，又有纵向的比较研究。这种多样性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人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土”文化基础，进而从文化形态演进的角度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另一方面，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整个中国哲学建设，进而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二、以“反思”为核心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以“反思”为核心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思维方式而言的。俞吾金曾把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末，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使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一阶段可称为“前反思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今天，主要任务是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及其理论做出全面的反思和清理，这一阶段可称为“反思阶段”[9]。可以说，以“反思”而非胡塞尔意义上的自然态度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另一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反思”特征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内容、任务及所处的学术环境所决定的。从研究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又包括对这一历史进程得以可能的条件、生成的理论、存在的问题等的反思。因而，经验层面的事实描述与超验层面的理论分析，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内在包含的两个方面，当然也就包含着反思的维度。从研究任务来看，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仅仅是在经验的层面客观地描述这一历史进程，更是要在这种描述的基础上以“从后思索”的方式，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可能性、必要性、实现途径等问题，从而揭示、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经验。这种“从后思索”的方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方式。就学术环境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以现代性的反省为主要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10]时期。与这种“现代性的反省”相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开始进入自我反思时期。这种自我反思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反思；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身的反思，包括对它的理论作用、理论特征等问题的反思；三是对哲学自身的反思，包括对它的研究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及作用等问题的反思。在推进这三个层次的反思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它不仅成为哲学反思的内容或对象，而且成为哲学反思的一种视野或范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历史命题，又是一个理论命题。与此相应，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反思，也主要从历史与理论两个维度展开，是历史反思与理论反思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事实。历史维度的反思，就是对这一客观历史事实进行反思，通过历史性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总结、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经验，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历史维度的反思，既是以历史为对象的反思，又是贯穿着历史性原则的反思，是反思性的历史与历史性的反思的统一。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维度的反思，在人物研究、思潮研究、理论成果研究、断代研究等多角度展开。近些年，这种历史维度的反思被进一步发展，有学者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要求立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来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二是“开展以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11]。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产生、发展的中国历史“大环境”，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处的世界历史“大背景”。只有把这一“大环境”与“大背景”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与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探索过程。理论维度的反思就是对这一理论探索过程的反思，以揭示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总结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规律与经验教训。理论维度的反思，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的反思，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不同形态的理论成果的反思，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的反思，等等。理论维度的反思，不仅是以理论为对象的反思，而且是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反思，是理论性的反思与反思性的理论的统一。上文所分析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开掘，就属于理论维度的反思。相比较而言，历史维度的反思更侧重于纵向研究，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同阶段间展开的比较分析，因而具有明显的历时态特征，而理论维度的反思则既可以进行横向研究，如同一时期不同代表人物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进行纵向研究，如不同时期生成的不同形态的理论成果之间的比较研究，因而呈现出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
当然，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理论维度的反思与历史维度的反思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割裂开来。离开理论维度的历史反思，是肤浅的、没有深度的，离开历史维度的理论反思，则是空洞的、没有根基的。理论反思与历史反思的有机统一，应该是真正有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和理论有机结合的特点，从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陶德麟、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汪信砚的《范式的追寻——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前两本著作的标题清楚地反映了研究的历史与理论维度，而后一本著作的第二编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探赜”为标题。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其他著作，如王南湜的《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景源等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林默彪的《诠释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也都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各自研究的角度并不相同。其中，《诠释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书，通过“关系”的诠释、“过程”的描述、“形态”的建构、历史经验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做了一种总体性的反思。《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一书，主要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则以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为主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创新进行了反思。正因为这种历史与理论的有机统一，所以有学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最具历史厚度和理论广度的研究领域。“在历史的厚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以20世纪的整个中国思想世界为背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崇尚科学主义转向文化批判的历史进程；在理论的广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融会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头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成果，充分地展示了构造文化历史理性的现实社会基础和理论资源。”[12]
三、以“中国问题”为本的哲学创新
以“中国问题”为本的哲学创新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关注的问题及立场或视阈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站在中国立场而非西方立场去分析“中国问题”，而不是从中国立场或西方立场去分析“西方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变革问题，在学术理路上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革中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思潮之间的关系，总之，是沿着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向发展的”[1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既是一个立足“中国立场”解答“中国问题”的过程，又是一个面向“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是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而展开的一次新的理论创造活动，具体地说，是立足于“中国问题”或以“中国问题”为本的哲学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具体实际来看，无论是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开掘，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的反思，始终贯穿着“中国问题”意识。对于这一“中国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问题意识，二是中国问题意识。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是相对于体系意识而言的。体系意识是把概念、命题、原理当作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建构自足的逻辑体系为哲学研究的目标，问题意识则是以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以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为研究哲学的目的。体系意识体现了以原则为中心的研究路向，问题意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从哲学体系意识走向中国问题意识的过程。无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承载着怎样的理论建构任务，它最终还是要落脚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中国问题意识是相对于世界问题意识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以“中国问题”而非世界问题为基础的哲学创造，根本任务是要解决那些“中国特有”、“历史形成”、“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和“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14]。“中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活水源头。从整体上看，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虽然不乏对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对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如经济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但就其哲学创新的现实基础和源泉而言，却是以“中国问题”为主的。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所面对并给予高度关注的“中国问题”既有实践层面的问题，如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而进行的探索，包括中国精神与中国精神家园的重建、和谐社会的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等，又有理论层面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理论形态、理论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所实现的哲学创新，也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的创新。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以以“中国问题”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与创新路径，也可以相对划分为文化路径和实践路径。其中，文化路径涉及以下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的文化根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是否存在批判、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没有中国文化形态?实践路径则关联着中国的革命、建设、发展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实践逻辑、实践形态等问题。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以“中国问题”为基础展开哲学创新，这不仅在于西方思想资源、世界性问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意义是有限的，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实践旨趣。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根本特征，这种实践性决定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定是立足于实践的研究。同样，要真正体现这种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的研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在中国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中国化，最终目的就是运用它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5]。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现程度，也是决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满足中国的需要的程度。当初中国人之所以在众多的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能够使中国人解决自己当时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当年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16]。这实质上就是要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去理解、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之所以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需要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取得重大进步，关键之点就在于它抓住了不同时期中国人所面临的革命、建设、发展等重大“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中国理论”表达。不同时期，中国人所面临的“中国问题”不同，所总结的“中国经验”不同，因而所创造的“中国理论”也不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总之，“中国问题”创新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的根本。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就是不断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造“中国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就是对“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的深刻反思，而立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实现“中国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
以上三个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自觉的民族意识与立场。正是这种自觉的民族意识与立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中国化”。反之，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还必须强化这种自觉的民族意识与立场。原文参考文献： [1]刘丽，李景山.儒家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比较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3，(4)：24～27. [2]魏书胜，胡海波.马克思哲学与孔子哲学的内在契合[J].社会科学战线，2009，(4)：53～58. [3]阮青.九十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研究[J].孔子研究，1998，(3)：43～51. [4]刘怀玉.“价值重估”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中国化”思考[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30～36. [5]张三萍.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8)：82～88. [6]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J].中国社会科学，2007，(4)：18～31. [7]李佑新，陈龙.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4. [8]王南湜.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俞吾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反思[J].探索与争鸣，2009，(1)：7～10. [10]孙正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5)：5～16. [11]吴昕炜.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问题——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155～158. [12]何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史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1，(5)：6～15. [13]何萍.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3)：16～27. [14]韩庆祥，张艳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图景”——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进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4)：93～100.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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